重大工程首先应是民主工程   

    国家“十二五”规划编制鼓点渐紧，进军未来五年的前奏曲已然吹响。协调各方利益，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责。在当今市场经济改革深化阶段，政府之手尤其是国家之手举足轻重，政府的政策导向与资源投向仍为各界共尊，仍是国之重器。纵向看，国家的资源调配能力已达至空前高度。横向比较，中国特色体制下的资源调配效率非同一般。计划，或改名后的规划，可补市场之不足，中国在这方面更被认为特具优势。兼具能力与效率双重因素，一方面固然更加展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，另一方面也对民主决策、科学决策、高效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手握重器，一发牵而全身动，不可不慎。
    事实上，在计划产生的过程中，还存在另一种市场，即“意见市场”，俗云民心所向。行之有效且久远的公共决策，大都基于求解各方面利益的最大公约数。寄望少数人的贤能，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。密室内的操作，特殊利益集团的独大，更为开放社会所不能容。史上已有经验教训。如上世纪50年代，有民主人士提出“好大喜功、急功近利”的警示，但为革命时期一路走来胜利的乐观情绪与当时的赶超心态所蔽，未能挡住“大跃进”。结果决策者的预期未达到，民众更受其苦。
    大灾大难之后的大彻大悟，使得我们走上了依法治国的大道。如今，狂热般的明显错误、战略上的大方向错误毕竟不常见，也容易发现苗头，很难再犯。当前，值得警惕的主要是重大项目，特别是耗资巨大、影响深远、技术复杂的重大工程的决策。在这方面，国人熟知的两大水利枢纽工程堪为镜鉴。
    黄河三门峡工程早被证明是一大沉痛失误，但上世纪50年代上马时，只有黄万里、温善章等极少数专家提出明确异议，一路畅通，匆匆上马。几年后泥沙淤积严重，防洪工程反倒引发水患。后来总结教训，有人归咎于迷信苏联专家，也有人直指决策体制本身。
    长江三峡工程差不多与三门峡工程同时提议，现在也公认，如果在上世纪50年代上马，将是一场灾难。所幸当时反对者较多，身居高位的领军人物更有当面直谏的机会，所幸被“纳谏”。到80年代再度论证，则广聘专家，公诸社会，明文规定要听取不同意见，国务院审查委员会认为，“无论赞成的、疑问的或者不同意的意见……对增加论证深度、改进论证工作以及完善论证结果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。”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兴建议案，还特别要求，“对于已经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，妥善解决。”相比三门峡工程的教训，三峡工程在决策的民主性、科学性方面更多的是经验。
三峡工程论证跨越半个多世纪，域外还有时间更长的。如英吉利海峡隧道，从19世纪初拿破仑时代起即有呼声，但一直存在不同意见，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工、建成。中间经过大量的地质勘探、工程设计，更有复杂棘手的区域利益协调，至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方水到渠成。
要经过充分的酝酿、论证、协调，是重大工程决策的必备前提，之后要经过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程序批准执行。因“效率”观念的根深蒂固，以及基于任期制及考核指挥棒的政绩短期化，更须特别注意做到这一点。鉴于五年规划的时段限制，更须力避抢着搭车、勉强上马的情况。
    研究论证经济技术因素主要涉及工程项目的科学性，假设立场客观、利益无涉，当前大量专家与技术官员不难膺此重任。相形之下，为协调不同利益、确保公平正义，重大工程决策的民主性更受考验，尤其是遇到利益有冲突、意见有分歧之时。而且民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学性——利益之下，何患无辞？
    如今重大工程方案的提议者，大都是地方政府、有关部门或大企业，影响的则是广大民众。直接如征地拆迁，间接如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。只有进一步放开意见市场并使其产生切实作用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诉求才会转化为影响决策的优势。
    当前听证会等民主手段更多，互联网等利益诉求渠道更畅通，“两会”等场所的意见市场也更为活跃，但利益分化、固化的趋势也在加速。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膨胀，屡屡架空来之不易的民主决策。欲除此弊，唯有进一步厉行民主：如在最大范围听取各方意见，严格组织科学论证，进行多种方案比选后，“票决”往往比“协商”更有力，“问责”往往比“问计”更有用。推行更严格的民主程序，最好是形成法定程序，才能确保公平正义的落地，确保重大工程真正造福于民。
   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合法性的基石，民主公开则是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基础。重大工程要成为民心工程，先得是民主工程。(汤耀国)